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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二:不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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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olumns.xml b/columns.xml index a37bef80..ec83d451 100644 --- a/columns.xml +++ b/columns.xml @@ -1,4 +1,106 @@ -Jekyll2023-10-30T11:11:49+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xmlThe Republic of Agora | ColumnsUNITE THE PUBLIC ♢ VOL.34 © MMXXIII巴以真正的分界线2023-10-13T12:00:00+08:002023-10-13T12:00:00+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the-real-dividing-line-in-israel-palestine<p>虽然我们应该无条件谴责哈马斯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但我们不能混淆圣地真正的问题。问题不在于选择一个强硬派系还是选择另一个强硬派系,而在于是选择双方的基要主义者,还是选择所有那些依然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人。</p> +Jekyll2023-11-02T19:34:48+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xmlThe Republic of Agora | ColumnsUNITE THE PUBLIC ♢ VOL.34 © MMXXIII怪谁?2023-10-19T12:00:00+08:002023-10-19T12:00:00+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who-is-to-blame<p>拒绝考虑巴以冲突的原委,是一场道德灾难。</p> + +<!--more--> + +<p>在很多对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反应中,有这样一个古怪的转折:一提到需要理解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委——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和对加沙地带的“铁壁”包围——主流的反应就会指控你支持哈马斯或为哈马斯辩护。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不许提原委的禁令有多奇怪?我认为这是一场道德灾难。</p> + +<p>我说的“理解原委”还不是那种伪装成“高深智慧”的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的愚蠢:“敌人就是你没听过其故事的人。”我们要说,哈马斯之所以是敌人,仅仅是因为我们没听他的故事吗?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说,希特勒之所以是敌人,是因为我们没听他的故事?难道不是我越是了解和“理解”希特勒,希特勒就越是我的敌人吗?更不用说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讲的故事并非真相——它们通常为了给我们在现实中对别人做的可怕的事正名而编造的谎言——了。真相就摆在那里,真相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正在做的事情。在所有种族清洗中,每一个侵略者都把自己呈现为对侵略做出反应的受害者。当以色列国防部长说约阿夫·加兰特说以色列在和“人形动物”作战时,他也就丧失了他自己的人性。</p> + +<p>在卡塔尔过着舒适生活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袭击那天说:“我们只想对你们说一件事:滚出我们的土地。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这里没你们位置,也别想在这里获得安全。”</p> + +<p>说得清楚又令人作呕。可在谈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以色列政府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只是没有这么直白而已。这是以色列现任政府提出的官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项:“犹太人对以色列土地的所有部分拥有独占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政府会促进和发展所有以色列土地——加利利、内盖夫、戈兰、犹太和撒玛利亚——上的定居点。”或者,就像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以色列不是属于它的所有公民的国家”,而是“属于且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p> + +<p>在把这样的“原则”写入其国家法律的情况下,以色列怎么能指责巴勒斯坦人拒绝与之和谈呢?这个“原则”不是已经排除了一切严肃和谈的可能性了么?它不是让巴勒斯坦人除暴力抵抗外别无选择了吗?以色列国从来没有给过巴勒斯坦人能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或积极的愿景;它严格地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一个需要用武力和法律来解决的问题。</p> + +<p>那么,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浩劫要怪谁呢?怪以色列国防军(IDF)及其特勤部门吗?以色列导演德罗尔·莫雷(Dror Moreh)的纪录片《守门人》(Gatekeepers, 2012)记录了对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六位负责人的采访,他们都在访谈中警告人们当心政客可能有多危险。在采访辛贝特负责人后,莫雷对《经济学人》说,他得出的判断是,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国的存在构成了巨大威胁”。他接着说:“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我们的领导人真的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这些领导人)不具备领导人需要具备的大胆、奋进、意志和勇气。我不是只把问题怪到以色列领导人头上。我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患上了这同一种可怕的病。我认为阿巴·伊班(Abba Eban)所说的‘巴勒斯坦人从不错过错过机会的机会’对双方来说都使用。”IDF也是如此,想想对不想在西岸服役的“拒绝者(refuseniks)”的谴责。上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以色列开展的是这样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政治进程,它是世界范围民族主义-基要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是一种甚至回过头来反对法治国家的民粹主义。</p> + +<p>1989年大屠杀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写道:“持续取胜的以色列国不能永远依赖人们对‘受害者’表现出来的同情。”伟大的反共皈依者阿瑟·库斯勒换了个说法:“如果权力会带来腐败,那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也会使受害者腐败,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更加悲剧的方式。”这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双方来说都适用。以色列的第一代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要求,在普遍正义中找不到依据;他们也承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是没有调解前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单纯的征服战争。以色列的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写道:“每个人都能看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没人看到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没办法解决!这里是一道深远,没有什么能把两边连起来……作为一个想让这片土地属于自己的民族的我们;作为一个想让这片土地属于他们的民族的阿拉伯人。”</p> + +<p>1956年4月20日,一群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越界掠夺纳哈尔奥兹基布兹农田的收成。在田地里巡逻的一名基布兹犹太成员罗伊骑马挥舞着棍子过来驱赶他们。他被巴勒斯坦人抓走带回加沙地带,到当天联合国把他的尸体送回来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被肢解了。</p> + +<p>次日,时任IDF参谋长的摩西·达扬在罗伊的葬礼上致辞说:“今天,让我们不要责怪凶手。对于他们对我们的滔天仇恨,我们有什么可反驳的?再过去8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加沙的难民营里,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们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遗产。不要到加沙的阿拉伯人那里去找,而要看到我们自己手上沾染的罗伊的血。我们怎么能闭上眼睛,拒绝正视我们这一代人残酷的命运呢。难道我们忘记了这群在纳哈尔奥兹基布兹生活的年轻人肩上承担的加沙大门的重负吗?”</p> + +<p>今天,你能想象会有人说类似的话吗?只要想想,我们离几十年前的情况有多远就够了:那时我们还在谈论“土地换和平”协议,谈论两国方案,那时,甚至以色列今天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在向政府施压,要求不要在西岸建立定居点。1994年,以色列修建了一堵隔离墙,把西岸和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的以色列分开,从而承认西岸是一个特别的实体。</p> + +<p>所有这些进展,无论多么有限,如今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欧洲不能只加入全球的抗议,它必须再次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它能做到这点,因为它几十年来都一直有能力做到这点,它总是已经做好了看到情况的复杂性、听取各方意见的准备。如果把这个角色留给别人(……),那将是一种耻辱。</p> + +<p>Slavoj Zizek, <a href="https://www.newstatesman.com/ideas/2023/10/israel-palestine-blame">“Who is to blame?”</a>, The New Statesman, Oct 19, 2023. 翻译:王立秋。</p> + +<!--END-->齐泽克拒绝考虑巴以冲突的原委,是一场道德灾难。社會契約2023-10-19T12:00:00+08:002023-10-19T12:00:00+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philosophie-terminales-social-contract<p>君主制主要問題是一個主人和一群奴役聚集在一起,他們之間沒有共同利益、沒有政治體。他的利益與別人全然不相干,永遠只是個人私益。若他遭受滅亡,他的帝國也會隨之分裂而瓦解。</p> + +<!--more--> + +<p>-</p> + +<p>假設人類在自然狀態的某個時刻,出現了危害自身安全的障礙,這障礙無法用個人力量或能力超越,如果不改變生活方式,就可能滅亡。所以把大家的力量聚集起來,在同一個動力的推動下一致行動,才能戰勝阻礙。</p> + +<p>但每個人的力量與自由是自我保存的主要手段,要如何加入集體,又不損害也不忽略自己應有的照顧?</p> + +<p>「找到一種結合的形式,能用一切共同的力量捍衛並保護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而透過這種形式的結合,個人與全體結合,卻只是服從於他自己,並如同往常一樣自由。」</p> + +<p>上面那句主要在表達,在社會中建立一種組織或制度,使人們可以合作並共同生活。社會或政府通過法律和制度來實現個體的人身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且個人參與社會結合,他們仍然享有自由、保留獨立性。不會被政府或社會限制他們的基本自由。</p> + +<p>恩..,盧俊這邊講的「社會契約」並不是真的有一個實體的契約,而是社會中的一個共識。人們在一個自然狀態下,通過某種形式的協議或共識,創建組織或政府來維持權益或利益。儘管這個條約從來沒有正式宣告,卻是普世皆同,四處都受到默認與公認。一旦這契約被破壞,人們就重新恢復原有的權力,取回他之前因約定而放棄的天生自由。</p> + +<p>這個契約用一句話總結「每位結合者將自身的一切權利都讓渡給整個共同體」。第一,每個人都將自有的一切都奉獻出來,這樣所有人都相等。第二,權利讓渡毫不保留,因為如果有人保留某些權利,就會變成一人大於其他人,最終就會變成暴虐或無效。最後,每個人是向全體奉獻自己,不是交給某個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另一個人那邊,同樣獲得自己讓出的權利,因此每個人可獲得他失去的等價物,以及獲得保護自己所有的更大力量。</p> + +<p>這共同體是道德與集體的共同體,每位締約者不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有共同的「自我」。這公共人格,以前稱作「城邦」,現在稱為「共和國」或是「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其成員稱之為「國家」;處於主動時,則稱「主權者」,當與其他同類相比較時,人們稱它為「政權」。</p> + +<p>「被動」指公共人格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或運行,比如國家的人口、領土、資源等都是被動屬性。「主動」指公共人格的統治者正在行使權力,採取政治行動,制定政策,管理事務等,如國家的政府、軍隊、外交等都是主動屬性。「比較」指將一個政治實體和另一個政治實體進行比較,如將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和其他國家比較。</p> + +<p>而這個共同體的結合者則稱之為「人民」,當是主權的參與者,則稱為「公民」;服從國家法律則稱為「臣民」。</p> + +<p>這邊我覺得用英文來表達會更能理解它的意思:「人民 People」指國家或政治實體的人口;「公民 Citizens」指特殊的法律與政治地位,比如公民擁有投票權,可影響政府政策等;「臣民 Subjects」指一定程度的服從,遵守法律和規定,確保社會秩序和政府權威。</p> + +<p>-</p> + +<p>「每個人都將自身的主權交給一個「組織」,他們也都身為其組織中的一員。」這邊在講組織內的所有人都是互相關聯的。</p> + +<p>當主權者制定或宣布一個公共決議時,這個決議具有強制力,公民必須服從主權者的決議。不能隨意提出反對性的要求、個人特定利益,然後就希望改變,必須是透過政治或法定程序討論和改變。主權者也不能為自己設立法律或規則,如通過法令來豁免自己不受法律的制約等,這就違反了共同體的本性。</p> + +<p>所以當這個共同體其中一位成員受到侵犯,所有成員都會受到影響。因此,義務與利益迫使人們互相幫助。且書中指出,主權者自己就是共同體的一員,其權力不需要對臣民做任何保證,因為危害共同體就是危害自己。</p> + +<p>但臣民對主權者關係並不是如此,要政府維持穩定的秩序,如果臣民不認可或不效忠,政府會面臨困難,所以主權者的合法性依賴人民的同意與支持。</p> + +<p>在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是一個特別的意志,對某些人而言,個人利益不同於公共利益,有可能會將公共行動(如義務)視為無償的貢獻,甚至不做這公共行動。他將國家視為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忽略了國家是由個體所組成,於是只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不去承擔身為臣民的責任。</p> + +<p>為了不讓社會契約只是徒具虛文,任何拒絕服從普遍意志的人,整個共同體必須要「強制」他服從。盧梭認為,如果沒有強制條件,社會契約就會失去效力,導致社會的混亂和權力的濫用。</p> + +<p>這邊的「強制」和「普遍意志」,某方面可以解讀為法律,用法律來規範人們,讓每個人遵守法律下也能夠〝自由〞。但盧梭的「強制」和「普遍意志」,是大家共有的一個集體意志,跟法律不太一樣。</p> + +<p>-</p> + +<p>Q:君主制難道不能是正義的嗎?</p> + +<p>君主制最大問題是君主和人民(奴隸)沒有共同利益,如果用書中給的方向來解釋就不存在正義。共同利益紙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等。而君主制一般來說只關心自己的統治權力、榮華富貴等。</p> + +<p>Q:你是否跟盧梭一樣,認為共和國不能侵犯公民的權利?</p> + +<p>我覺得重點是「侵犯」這兩個字。</p> + +<p>不管用什麼樣的理由,如果已經到侵犯,那就不是「共和國」了。</p> + +<p>但這只是理想上的共和國,究竟能不能侵犯、可以侵犯多少等等..我覺得現實情況很複雜..。</p> + +<p>Q:多數人贊成,一定是公正的嗎?難道不該反過來尊重少數的權利?</p> + +<p>如果一定要選擇,我覺得是先解決多數人的問題,然後再解決少數人的問題。因為多數人…人數較多,可以一次解決很多人的問題,而且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整體情況會很不穩。而這樣公不公正…,如果完全不關注少數人的權利,那就真的不公正了。</p> + +<blockquote> + <h4 id="我的想法">我的想法</h4> +</blockquote> + +<p>盧梭講的「社會契約」,並不是有一個實際的〝契約〞需要簽名或能夠實際看到,而是大家共有的一個集體意志。簡單來說有點像「道德觀」,每個人都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並不是因為法律規定,而是每個人的道德觀,或集體意志的規範。</p> + +<p>而這邊會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覺得兩個原因,一個是社會契約跟法律很相似,都是所有人普遍認同,也都是所有人都需要遵守。另一個是,現實只有概念的規範是不夠的,還是需要像法律一樣,有實體規範條文,才能真的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p> + +<p>書中這邊引用《社會契約論》大概三個章節,所以如果想真的理解盧梭的社會契約究竟再講什麼,還是要整本書看完..。因為我發現哲學好像不太能只看一部分,尤其是哲學家寫的東西。他們很喜歡給一個大題目,然後在這個大題目下解釋各式各樣的細節,所以當只是看一部分,可能會對主題一知半解。</p> + +<p>雖然是這樣說,《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這本書引用了很多部分哲學書的內容,而我對於這本書要講的內容並不會不了解。</p> + +<p>恩…我也不知道。</p> + +<!--END-->arandomguy君主制主要問題是一個主人和一群奴役聚集在一起,他們之間沒有共同利益、沒有政治體。他的利益與別人全然不相干,永遠只是個人私益。若他遭受滅亡,他的帝國也會隨之分裂而瓦解。巴以真正的分界线2023-10-13T12:00:00+08:002023-10-13T12:00:00+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the-real-dividing-line-in-israel-palestine<p>虽然我们应该无条件谴责哈马斯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但我们不能混淆圣地真正的问题。问题不在于选择一个强硬派系还是选择另一个强硬派系,而在于是选择双方的基要主义者,还是选择所有那些依然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人。</p> <!--more--> @@ -4270,120 +4372,4 @@ <p>案件編號:HCCC69/2022</p> -<!--END-->《獨媒》何啟明稱簽「墨落」仍可選是否否決財案 劉偉聰從不知初選綑綁當選後行為学术与联结——川渝篇2023-07-08T12:00:00+08:002023-07-08T12:00:00+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academics-and-the-linkage-in-chengdu-and-chongqing<p>这篇文章,起意容易,动笔难。</p> - -<!--more--> - -<p>我是有写游历的习惯的,从2011年的《四城记·北京》、2012年的《2012,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2019年的《八年的北京》,到去年的《作为政治哲学发源地的广州》,标准放宽一点的话,《自由主义的“进”与“退”》与《这个时代的左翼青年》也可以算。以前某些时刻也觉得自己矫情,好像自己的交游有多重要似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庆幸自己写过这些文字,不然我在学术文章之外就找不到别的线索可以把自己的过去串连起来了。</p> - -<p>这是疫情结束以来第一次远游。其实去的几个城市,重庆、成都、北京和上海,都早已去过,除了重庆,其他都去过好几回。这条路线和2015年的暑假特别像,只是少了一个西安和一个南京,但心境却大有不同。2015那次确实是旅游,去了许多著名的景点,而这次,除了在重庆的那部份,其他更像是访友,因为朋友集中在那几个城市,所以我才去了。</p> - -<p>封控三年,我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被孤立”的感觉越来越强,但这段时间与我被“钦定性社会性死亡”的时间基本重合,所以我不知道究竟何者的影响更大。去年暑假有在成都敦壩举办活动的朋友邀我过去,但很不凑巧,成都突然出现疫情,于是就此搁置。八月我写好那篇《张旭东的文化政治学》的初稿,去了一趟广州,压抑的情绪得以暂时发泄,但到了十一月又郁结难解,所幸有其他人替我将这种苦闷喊了出来。</p> - -<p>这次我也是写好一篇长文的初稿才出发。这样的状态,似乎与这样的旅途是相得益彰的:相比起去景点打卡,与师友会面对我来说更值得向往,会面如果切磋起学术,也不怕因为久离学院而无话可说,说不定,还能收获一些有益的意见。</p> - -<p>在上海,我与一对学术伉俪聊起“在学院外做学术”这个话题,袁老师问我,这样的条件,要如何保持学术状态?我说自己运气算是比较好,有一些学术或准学术的刊物不时会向我约稿,而我也确实认真对待,除了按照标准的学术格式进行写作,写完以后,也会发给一些师友帮我做“同行评议”(peer review)。不过相比起盲选的同行评议,我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在学术上信得过的人,比如前面那篇写张旭东的,我就找了三个黑格尔专家,一个施米特专家,还有一些对左翼学术思路比较了解的师友来帮我审稿,其中有四五个给出了相当中肯的意见,还有一个帮我查阅了几个德语版本的《法哲学原理》,以确证我对其中某些文句的理解。他们基本都还在学院内任教(海外居多),所以他们的意见可以让我不至于变得“路子太野”。当然,在一些要超脱学院窠臼的地方,我也会“独断专行”。</p> - -<p>在2017和2018年底,我两次去台湾开学术会议,一次是中研院,一次是高雄的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术交流对于我维持学者的自我认同意义重大,所以我常常说,即便我不在高校里,但我还在学术界,毕竟一个要经过政治审查的学院体系,在我看来是没有资格定义谁是学者的,那些只将学术作为饭碗的“大学老师”同样没有,只有我认可其学术实力的“同行”才有这样的资格。</p> - -<p>然而,五年后的现在,出境开学术会议的机会,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幸好我还能出深圳,所以在深圳以外的这些学术交流,就是我现在的“学术会议”。</p> - -<p>在深圳的时候呢?深圳确实有一些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比如陶然老师和金心异老师,我们偶尔还会一起吃个饭。不过,在深圳要组一个带有学术交流性质的活动相当困难,要么是有学术兴趣的人太少,要么是这些人大部份“被敏感”了,一旦集聚,就会触发某些机制。这跟北京可不太一样,北京这样的人太多,其中几个偶尔聚一聚倒不算什么。</p> - -<p>和深圳相比,成都就显得大不一样。过去一两年,我那些成都的朋友频频在朋友圈发布一些活动的海报和照片,并非全部与学术有关,但依然让我羡慕不已。我在成都那几天听说,这里的活动,一周可以达到十几场,几乎就是每天都有一两场,地点有好几个,组织者也有好多个,这两年成都的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成都新增的人口有几十万,这两者与这些活动之间,似乎有着隐秘的关联。</p> - -<p>去成都之前,我在重庆做了一个主题分享,从两地活动数量对比和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重庆的活动更像是成都氛围辐射之下的结果。两次分享的对象和内容都类似,针对的都是对我几乎一无所知的听众,去讲述我这十年来的研究。重庆采用的是开盲盒的形式,不提前告诉听众讲者是谁,所以不会有人因我而来,成都则只提前告诉了一些常去参加活动的人,这些人大部份也是不知道我的。</p> - -<p>越是这样的活动,就越能体现讲者的水平。博一时上第一次助教课,邓老师在后面听完就对我说,你是一个很适合站在讲台上的人。场合对讲者的期待越高,听众越多,我就越不会紧张,越能超常发挥。从这一点来说,没有去大学教书确实是一个遗憾,但也是一个幸运,因为以我的尺度,不可能撑得过这近十年的举报浪潮。</p> - -<p>两场分享的反应都比我预期要好。它们的形式并不像正式的讲座,没有讲台,没有PPT,听众围绕着讲者,在重庆那里,听众几乎坐到讲者面前,可以吃同一个桌子上的小番茄。为了让大家更为尽兴,主办方鼓励讲者和听众都喝点小酒,所以我更像一个饭桌上喝大了侃侃而谈的陌生人。在读哲学的人里,有三个人的讲演是我最欣赏的,一个是梁文道兄,一个是黄子华,还有一个是邓伟生老师,都是香港人。文道兄的“八分”如今是中文播客的顶流,黄子华的栋笃笑也是遐迩闻名,邓老师的讲演少有人知,但也确是一流,没有一句废话,从头到尾都是论证和反驳,适合对信息密度要求较高的人群。这种场合比较适合前两者,我本人当然是东施效颦。</p> - -<p>成都那一场,有一位频频向我发问的听众,是某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他一边对本行业感到忧心,一边却不忘怂恿我入行,其他听众意犹未尽,也纷纷撺掇我开播客,我敬谢不敏之余,对成都的氛围着实心向往之:这说明他们对这样的话题这样的尺度的耐受度很高。有一位朋友在成都开独立书店,居然能拿到上野千鹤子新书首发的授权,还能举办一场围绕这本新书的讨论活动,这在女权被当作“境外势力”的当下,是极难想象的。</p> - -<p>我和邀请我做活动的朋友聊及此事,他在成都做活动也有好些年。这两年,多的时候他一周举办五六场活动,从未因此被约谈,他认为这是因为搞活动的人太多了,找不过来。我倒觉得,这可能有部份原因在于,成都的主政者有意用文化氛围的宽松作为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条件,毕竟这两年经济哪里都不好,物质生活上的改善没有指望,但精神生活的改善,却是大有空间。这对于当局来说当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倘若没有这样的精神出口,去年十一月的事情再度上演,也不是没有可能。成都似乎想在放松与管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p> - -<p>在第一场活动以后,有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希望我小范围地再做一场更学术一点的,因为临时找不到场地,只好作罢。然而他为我邀请来的朋友,却是难得一见的豪华阵容:两位川大的老师,赵良杰兄和周清云兄,川师的袁昊兄,还有同样认识多年、已经出版三本著作的文倩兄,以及从事法律、新闻、公益的诸位友人。聚会的前一晚,组局的朋友已将我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发给众人,川大的清云兄也将他们出版过的一本《中国道路十日谈》发给我,妥妥的一个学术会议的架势。</p> - -<p>聚会地点是在文殊院一家格调清雅的茶馆。众人未到之前,我与袁昊兄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里的“中国道路派”做了一番交流,在他看来,除了汪晖和张旭东,贺桂梅和罗岗也分享同样的思路,甚至历史学界的李怀印也一样,笼统地说,他们都想以一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方式打通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只是路径不太一样。袁昊兄还举了汪晖最新一篇写《阿Q正传》的论文为例,以证明他的问题意识与早年已大为不同。</p> - -<p>赵良杰兄和周清云兄到来以后,袁昊兄就甚少发言,因为话题很快被另一种“中国道路”的问题占据了。两位川大的朋友,有着相当奇特的立场组合:在性别议题上,清云兄较良杰兄更为“进步”,后者基本认为#MeToo是“矫枉过正”;在社会公平层面上,他们像是左翼,为农民工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痛心不已,《中国道路十日谈》里有不少篇幅谈的正是农民问题;在对政权的态度上,他们却是铁杆的“中国道路”的支持者,只是他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与上述“中国道路派”并不一样,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功绩是主要的,并且最终的目标也是“普世价值”,只不过在通往普世价值的路上,走的是“中国道路”。</p> - -<p>最后一点让我相当震撼,因为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确实是自由主义的,但却是极其坚定的改良派。我以为2015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改良派已经尽数退场,举目望去,似乎只有张千帆老师一人,没有想到,在川大还有这么庞大的一股力量,以蒋荣昌老师为马首是瞻。然而,他们与张千帆老师,以及过去的自由主义改良派也不尽相同,后者虽然只是要求改良,但批评的矛头依然是政权本身,以批评促改良。但川大的这几位,批评的矛头,是秦晖老师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他们所谓的“民主法西斯主义”,即西方民主国家。</p> - -<p>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秦晖老师这样的学者,将中国崛起的原因解释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国情产生误解,并且有借口以人权原因干预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遏制,这就会逼得中国将以一种非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毫不意外地,他们对俄乌战争也是基于类似的逻辑:苏联解体的时候,华约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北约本身就该解散,但它不仅没有解散,还一步一步扩散到俄罗斯家门口,俄乌战争就是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结果。</p> - -<p>在面对我们的诘难的时候,他们承认,中国目前依然还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但“中国道路”就是走出东方专制主义的独特道路。蒋荣昌老师的话说得极其直白:“威权体制是保证国内和平的一个现成的,从东方专制主义体制向(现代国家)转换的唯一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短暂专制的循环。”“在这个东方专制主义的文明体制的转型中间,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保证了国内的和平。”他把这个合法性叫做“借贷的合法性”,“就是说它预支了未来公民社会有可能给予它的授权,但是这个授权不是(直接)给了,那要以他们自己的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方式来见证它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这个授权。”可以预想得到他们是如何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的:辛亥革命破坏了“预备立宪”,讨袁的运动破坏了袁世凯的立宪,后来孙中山走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他们的教诲是:一定要去认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不能从民间来制造“官民对立”,不能再一次丢失“立宪”的机会。</p> - -<p>他们为什么把西方叫做“民主法西斯主义”呢?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尽管对内已经实现了“普遍有效的公明身份”,但对外却压制其他文明的崛起:“他们在国民国家内部在法律上已经不能公然歧视一部份人,但是在他们的国家外部他们规划了一些敌人,比如说中国、朝鲜、俄罗斯、伊朗。这些好像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形态上和他们有区别的国家都被他们描绘呈了邪恶的国家。这是非常糟的。这种描绘正如他们在几千年前把一些人描绘成奴隶,这是一种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然而,将自己国家的一部份人描绘成奴隶,与将一些别的国家描绘成“邪恶国家”,这两者真的可以类比吗?前者只是“描绘”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蒋老师又用古希腊罗马将奴隶的位格放在物的位置,以及二战时日本人杀中国人就像杀牛马一样来做类比。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将上述几个国家称为“邪恶国家”,跟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人”,是完全两码事,这和古希腊罗马不将奴隶当人,或者日本法西斯不将中国人当人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川大学派”的国际政治立场是基于所谓的“民主法西斯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但对于“民主法西斯主义”又是基于如此轻浮的定义和类比,那这个立场又如何取信于人呢?</p> - -<p>周清云兄在复述这些观点的时候,遭到了在场诸君的质疑,他连忙强调“我在价值立场上与各位没有分歧”。但我看《中国道路十日谈》的“第八场(下)——国际关系,何去何从”这一章,通篇是对美国和西方的谩骂,里面有一个叫“李总”的,一直在叫嚣着“不能一味的和平主义”,蒋老师在附和之余,自己也有“我们要准备像美国一样去主导世界”这样的言论,实在难以看清他们的和胡锡进之流的立场有什么区别。</p> - -<p>赵良杰兄在聚会散去以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认为我和他们的差别,是“从西方现成政治模式和公明权建立进程中寻求转型可能,还是基于中国现实已有的官民双方认可的基层共识”的差别,我对这个理解表示异议,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并且反对将美国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议题照搬到中国,但我认为我和“川大学派”的根本分歧其实在于,现政权是否真的会朝向普世价值的方向进行改革?</p> - -<p>实际上,从它对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说法的态度,就可以管中窥豹,但他们居然视若无睹一厢情愿,这让我感到震惊。我们提出国内某些严重的问题,以质疑政权的改良倾向时,清云兄居然忍不住扯到“美国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我实在想不到这样的whataboutism对于澄清问题有何意义。换了其他时候,我一定会对这样一条路径大加批判,但考虑到如今还在就这些“宏大问题”进行思考的体制内学者,要么在价值观上与自由主义截然对立,要么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对“川大学派”的苛责也就到此为止了。</p> - -<p>在成都那几天,一位相识多年的前辈恰好从乐山回到成都,但我因为停留时间有限,没来得及与他碰上一面,近年转向家庭教会的两位自由主义的前辈,这次也没能拜会,如此便匆匆走了。</p> - -<p>离开以后我发了一个长长的朋友圈,对川渝不吝赞美,一位成都的朋友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成都,可以先考虑拿“成都绿卡”,一年来个几次。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原则上我是不相信哪个地域是可以独善其身的,然而这次在川渝的体验,又让我隐隐然抱有一丝希望,这大概也是“川大学派”如此乐观的原因吧。</p> - -<!--END-->陈纯这篇文章,起意容易,动笔难。学术与联结——北京篇2023-07-08T12:00:00+08:002023-07-08T12:00:00+08:00https://agorahub.github.io/pen0/columns/academics-and-the-linkage-in-beijing<p>我第一次去北京,对它的感情就已经极其复杂。</p> - -<!--more--> - -<p>头两天,我觉得这里和深圳没什么区别,当晚我对同行的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城市可以平庸地如此傲慢。“站在北大西门的时候,这种他乡非异乡的感觉强烈得无以复加,差点让我拂袖而去。”然而到我离开的时候,它已经带给我太多的惆怅和困惑:“它的外观和深圳如此相像,它的内核我又没有碰触到;它留着我太多的朋友,比广州还多,我在这片困顿的土地上最想见的人几乎都在那里,我不可能感到陌生。”</p> - -<p>北京让我困惑的还有一点:以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它带给我的冲击,应该首先是学术上的,然而,这十二年我去了七次,它带给我情感上的冲击,远远大于学术上的。</p> - -<p>2012年我来北京某个大学试讲,顺便去给周濂老师捧了一次场,也被人带去过李猛的课堂上。2018年我见到提出“中国新左翼”概念的陈冠中老师,这是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念来源。2019年我又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见到大陆两位最有原创性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老师和吴强兄,彼时他们分歧已经极其明显。麦克道维尔(John McDowell)的高徒唐浩老师,也在清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他用英文讲维特根斯坦,感到前所未有地清晰爽朗,后来他也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我们约了两次,时间都凑不上。</p> - -<p>我在这次旅途开始之前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主要是这十年,在北京的朋友已经四散天涯,甚至已经“润”了。2012年接待我的两位朋友,一位去了英国,一位回了成都。2016年见到的巫怀宇兄,前几年就移民了。2019年我住在一对夫妇家,没多久他们就去美国和自己的子女相聚了。秦晖老师的一位博士生,与我相识多年,后来也去了福建任教。</p> - -<p>这里面最让我难过的,当然是2014年大猫的辞世。</p> - -<p>这一次我把酒店订在了北三环,刚好在安华西里的北边,正对着木偶剧院。以前大猫家就在安华西里,我2011和2012两次都借住在那里。28号那天没有约什么朋友,我中午就逛到了附近,找到一家饺子店,虽然不太能确定是我们2012年一起吃过的那家。那时我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出头的补助,要在北京呆两三周,只能极尽节省。北京的饺子是按斤两算,一顿平摊下来,我和大猫一人也就十一块左右。这次我要了四两的猪肉大葱馅的,三十二块。</p> - -<p>在2012年之前,我和大猫算不上有特别深的交情,我和他熟起来是因为小新。小新是我在人人网时代最欣赏的一位作者,对政治哲学颇有涉猎,可惜怀才不遇。此前小新也一直借住在他家,我第一次去北京,很大部份原因是为了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人物,刚好大猫慷慨地提出家里的沙发还可再睡一人,我欣然答谢。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相比追求枯燥论证的政治哲学家,小新应该更像苏秦张仪和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家,要类比当代的学者,可能更接近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但肯定不是罗尔斯或者列奥·施特劳斯。</p> - -<p>我在大猫家只住过两次,但2013年我开始动了在高校以外谋生的念头,大猫力劝我继续在高校钻研学术,他提出,如果我在北京的高校工作,他除了为我提供住宿,每个月额外再给我两千块零花钱,因为北京高校的收入确实很难让人活得体面。后来我还是没有去北京的高校,当然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包养”,但我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把学问做了下去,他的话我也一直记得,这种微时之情谊让我格外珍惜。命运对大猫有眷顾,但终究还是对他残忍。2013-2014年,他在自己的行业内越干越好了,还早我一步出书,正当我感慨他苦尽甘来之际,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生命。</p> - -<p>正是有这样的基调,北京对我来说始终带着一点悲情,所以它学术上的那一面,在这样的愁云惨雾之中,总是难以发出光芒。</p> - -<p>我在成都的时候,朋友都让我多呆一两天,但28号陈冠中老师就要回香港,所以我27号就到了北京,比在其他城市多了一天。从学术上来说,陈老师当年提出的“中国新左翼”,与周保松老师一起,为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本政治评论集,围绕着对“天朝主义”的批判,与我的问题意识也相当接近。这两年我写的三篇批评新左派的文章,他每一篇都看过,每一次都给我发来中肯的评价,他是希望我把这种学术批判事业继续做下去的。如果说现在我对北京有什么学术上的期待,那当面听听他对当下思想与舆论的分析,一定是其中一个。</p> - -<p>27号晚我又去了陈老师的“饭堂”,他喜欢在那家店宴请朋友,于奇老师、徐晓老师,还有吴强兄也在。于奇老师是陈老师的爱人,我那本《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还没正式出的时候,有一本非正式文集流传,于老师特别喜欢把这本发给朋友看,大概是因为里面的议题也是陈老师关注的。徐晓老师则是《财新》副刊的主编,曾经邀请我在这个副刊上开专栏,不过只有2018年底到2019年中的几个月,2019年暑假以后,我在简中的公共影响力全部清零,遑论一个专栏。</p> - -<p>要说那晚说了什么,倒还真没什么。陈老师问我去成都的体验如何,就好像他在2018年第一次见,也问我那些左翼青年如何,他可能是想挑一些我有意愿表达的话题,也可能是对中国年轻人的现状特别关心。徐晓老师刚从美国回来,打算静下心写一点东西,她是许多个时代的亲历者,也与知识界的众多人物有过密切来往,她的回忆和梳理将会有宝贵的历史价值。我笑着对吴强兄说,虽然这是咱们第二次见,但我对你的脸可太熟悉了,经常在油管上看到。</p> - -<p>那天晚上没什么思想上的交锋,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能引发争端的公共议题上,立场都太相近了。我当时刚好完成一篇论述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的文章,于是把大概内容复述了一下。我对吴强兄说,在我看来,你应该也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他说,我可更为激进啊,我说,非也,“左翼自由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周保松老师,但它在大陆很快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演变路径,逐渐独立于周老师的版本,“左翼自由主义”生命力强大,是个未竟事业,兄的理念和论述完全可以丰富之、圆满之。</p> - -<p>尽管我们对一些师友变成铁杆川粉甚至郭粉感到遗憾,且从学术和公共的角度,中国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的论争难以避免,并将延续下去,但我仍然认为,左翼自由主义者与右翼自由主义者并非敌人,只是经过2020-2021年的大撕裂,如今想要修补这个裂痕实在是难上加难。我对在座师友说,我教了十年书,面对的都是年龄16-19岁的年轻人,一开始,大部份都是有朴素自由主义意识的,这几年,认同国家主义的比例以及认同女权主义和(非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比例都在增长(后者当然也不是坏事),但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在明显下降,长此以往,恐怕自由主义真的要被年轻人抛弃了。</p> - -<p>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8年,要去与新生代的左翼青年接触,要去与那些同情#MeToo受害者的年轻人接触。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番游历,不仅希望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友人,也希望见到那些实实在在关心着社会变革的年轻人。在重庆和成都的活动的后半段,都有一些年轻人真诚地发问,有一位说到他去年封控期间的一次勇敢的经历,说到后面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另外有一位,一脸困惑地说,你说你们自由主义者发表过那么多论述,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一点痕迹也没有呢?我们上哪去了解这些呢?</p> - -<p>这些痕迹都被那只“看得见的手”抹掉了呀。</p> - -<p>前几年我来北京,总能收到706负责人的邀约,让我做一个讲座或者分享,每次都不凑巧,要么那一天有别的安排,要么我已经收到类似的邀约,不想再做一次。这次来,我再也收不到了,因为北京已经没有706了。</p> - -<p>跟川渝的活动不同,最后我和一些读者朋友在一个非公共的场所见了面,他们确实是冲着我来的,但因为那一天讲话的人比较多,我就讲得比较少。我觉得我讲得没有前两个活动好,但这种意识在这样的场合是多余的,因为当天的主题与其说是“分享”,不如说是“看见”。这里与我见面最勤的一个,也已经四年没有见我了,对于这四年来担心我的朋友,让他们看看我还好好地,没有被恐惧和政治抑郁击垮,这个很重要。同样地,让我看看现在还有哪些朋友仍然在关注着这些话题,不惜以身犯险,这个也很重要。</p> - -<p>我在几个场合都被人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p> - -<p>我说,保持身心健康,好好地生活,与值得的人建立更多的联结,当然也包括你在这样的场合认识的人,边说我边用手指在胸口逆时针地划了一个大圈。</p> - -<p>我的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充满矛盾:我要写到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结,但这种联结却是不可描述的;我们想通过这种联结克服恐惧,但我却恐惧这种联结给他们带来麻烦。</p> - -<p>这种联结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力量。2019年8月我被网爆,有一些朋友率先站了出来,用另一个hashtag来抵制网爆。有几个被小粉红追着骂,还跑来跟我说,嘿,我也骂回去了,他们骂不过我。30号那晚,我也听到了这样拳拳的声音。有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男生,说他以后就想当维权律师,想去保护那些无法免于恐惧的人们。另一个已经毕业的,说他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有些事即便看起来是徒劳的,他也能从中发现意义。</p> - -<p>那晚他们的两个前辈也来了,两位律师也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其中一位发言较多,与在座的朋友讨论到#MeToo,讨论到川大女生的事件,意外地,他对#MeToo已经有相当多同情的理解,不会动辄想到“诬告”,也知道这是一般的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相比#MeToo几年前在自由派中流行的印象,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p> - -<p>有些人下班后匆匆赶来,也有些人提前走了,但大部分聚到午夜,迟迟不愿离去。讨论结束以后,变成一个个人的私下交谈。有一些人激动地过来抱我,有的人拉着我,讲着那三年的感受。一位玩朋克的朋友说起红色说唱,极其不屑,说我们玩朋克的,没有见过那样的。</p> - -<p>这样的情景,可能跟一些来的朋友设想得不一样。十一年前,我去参加一个青年组织的活动,在路上我设想的活动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我自己想的题目是《麦克道维尔论康德》),每个人讲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最后集体提问和讨论。这次活动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跟人说的,然而慢慢地,每一个人的情绪就像扎入地下的深根,根与根在土壤里面交错,互相牵动。我们前面展示过什么样的花与叶,已经不重要了。</p> - -<p>走的前两天,我还是和小新见了面。我想起他和大猫也曾经属于那个标榜“自由主义”的青年组织,虽然我们和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已经不再来往,但还是邀请了因为它而认识的另一些朋友,他们与大猫也基本认识。这次我说话更少了,小新火力全开,更胜当年。他与几个朋友,借了某位友人的昵称开了一个公号,就宏观形势发表一些判断,常常赢得喝彩。他借助政治心理学(当然也不是学院里的那种),对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和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其合理性倒也不输一些国际大报的时事评论,比中国绝大部份的文科学者高到不知哪里去。</p> - -<p>和他们分开以后,我又骑着车回到安华西里。2016年夏天,有一个朋友陪我走到附近,我们两个左拐右绕,一直没有找到那条我和大猫经常去吃宵夜的街道,其实那就是外馆斜街,而我们在安华路兜兜转转,居然没有找到那里。</p> - -<p>外馆斜街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然而我一个人推着那辆单车,在那里伫立了好久。</p> - -<!--END-->陈纯我第一次去北京,对它的感情就已经极其复杂。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ND-->《獨媒》何啟明稱簽「墨落」仍可選是否否決財案 劉偉聰從不知初選綑綁當選後行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olumns/2023-10-19-philosophie-terminales-social-contr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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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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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閱讀心得記錄,有很多個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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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ndomguy | 202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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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主要問題是一個主人和一群奴役聚集在一起,他們之間沒有共同利益、沒有政治體。他的利益與別人全然不相干,永遠只是個人私益。若他遭受滅亡,他的帝國也會隨之分裂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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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人類在自然狀態的某個時刻,出現了危害自身安全的障礙,這障礙無法用個人力量或能力超越,如果不改變生活方式,就可能滅亡。所以把大家的力量聚集起來,在同一個動力的推動下一致行動,才能戰勝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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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個人的力量與自由是自我保存的主要手段,要如何加入集體,又不損害也不忽略自己應有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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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種結合的形式,能用一切共同的力量捍衛並保護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而透過這種形式的結合,個人與全體結合,卻只是服從於他自己,並如同往常一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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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句主要在表達,在社會中建立一種組織或制度,使人們可以合作並共同生活。社會或政府通過法律和制度來實現個體的人身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且個人參與社會結合,他們仍然享有自由、保留獨立性。不會被政府或社會限制他們的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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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盧俊這邊講的「社會契約」並不是真的有一個實體的契約,而是社會中的一個共識。人們在一個自然狀態下,通過某種形式的協議或共識,創建組織或政府來維持權益或利益。儘管這個條約從來沒有正式宣告,卻是普世皆同,四處都受到默認與公認。一旦這契約被破壞,人們就重新恢復原有的權力,取回他之前因約定而放棄的天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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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契約用一句話總結「每位結合者將自身的一切權利都讓渡給整個共同體」。第一,每個人都將自有的一切都奉獻出來,這樣所有人都相等。第二,權利讓渡毫不保留,因為如果有人保留某些權利,就會變成一人大於其他人,最終就會變成暴虐或無效。最後,每個人是向全體奉獻自己,不是交給某個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另一個人那邊,同樣獲得自己讓出的權利,因此每個人可獲得他失去的等價物,以及獲得保護自己所有的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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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共同體是道德與集體的共同體,每位締約者不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有共同的「自我」。這公共人格,以前稱作「城邦」,現在稱為「共和國」或是「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其成員稱之為「國家」;處於主動時,則稱「主權者」,當與其他同類相比較時,人們稱它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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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指公共人格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或運行,比如國家的人口、領土、資源等都是被動屬性。「主動」指公共人格的統治者正在行使權力,採取政治行動,制定政策,管理事務等,如國家的政府、軍隊、外交等都是主動屬性。「比較」指將一個政治實體和另一個政治實體進行比較,如將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和其他國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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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共同體的結合者則稱之為「人民」,當是主權的參與者,則稱為「公民」;服從國家法律則稱為「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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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我覺得用英文來表達會更能理解它的意思:「人民 People」指國家或政治實體的人口;「公民 Citizens」指特殊的法律與政治地位,比如公民擁有投票權,可影響政府政策等;「臣民 Subjects」指一定程度的服從,遵守法律和規定,確保社會秩序和政府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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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將自身的主權交給一個「組織」,他們也都身為其組織中的一員。」這邊在講組織內的所有人都是互相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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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權者制定或宣布一個公共決議時,這個決議具有強制力,公民必須服從主權者的決議。不能隨意提出反對性的要求、個人特定利益,然後就希望改變,必須是透過政治或法定程序討論和改變。主權者也不能為自己設立法律或規則,如通過法令來豁免自己不受法律的制約等,這就違反了共同體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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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這個共同體其中一位成員受到侵犯,所有成員都會受到影響。因此,義務與利益迫使人們互相幫助。且書中指出,主權者自己就是共同體的一員,其權力不需要對臣民做任何保證,因為危害共同體就是危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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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臣民對主權者關係並不是如此,要政府維持穩定的秩序,如果臣民不認可或不效忠,政府會面臨困難,所以主權者的合法性依賴人民的同意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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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是一個特別的意志,對某些人而言,個人利益不同於公共利益,有可能會將公共行動(如義務)視為無償的貢獻,甚至不做這公共行動。他將國家視為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忽略了國家是由個體所組成,於是只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不去承擔身為臣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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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讓社會契約只是徒具虛文,任何拒絕服從普遍意志的人,整個共同體必須要「強制」他服從。盧梭認為,如果沒有強制條件,社會契約就會失去效力,導致社會的混亂和權力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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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的「強制」和「普遍意志」,某方面可以解讀為法律,用法律來規範人們,讓每個人遵守法律下也能夠〝自由〞。但盧梭的「強制」和「普遍意志」,是大家共有的一個集體意志,跟法律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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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君主制難道不能是正義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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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最大問題是君主和人民(奴隸)沒有共同利益,如果用書中給的方向來解釋就不存在正義。共同利益紙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等。而君主制一般來說只關心自己的統治權力、榮華富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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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是否跟盧梭一樣,認為共和國不能侵犯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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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重點是「侵犯」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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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用什麼樣的理由,如果已經到侵犯,那就不是「共和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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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只是理想上的共和國,究竟能不能侵犯、可以侵犯多少等等..我覺得現實情況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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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多數人贊成,一定是公正的嗎?難道不該反過來尊重少數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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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選擇,我覺得是先解決多數人的問題,然後再解決少數人的問題。因為多數人…人數較多,可以一次解決很多人的問題,而且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整體情況會很不穩。而這樣公不公正…,如果完全不關注少數人的權利,那就真的不公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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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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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講的「社會契約」,並不是有一個實際的〝契約〞需要簽名或能夠實際看到,而是大家共有的一個集體意志。簡單來說有點像「道德觀」,每個人都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並不是因為法律規定,而是每個人的道德觀,或集體意志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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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邊會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覺得兩個原因,一個是社會契約跟法律很相似,都是所有人普遍認同,也都是所有人都需要遵守。另一個是,現實只有概念的規範是不夠的,還是需要像法律一樣,有實體規範條文,才能真的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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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這邊引用《社會契約論》大概三個章節,所以如果想真的理解盧梭的社會契約究竟再講什麼,還是要整本書看完..。因為我發現哲學好像不太能只看一部分,尤其是哲學家寫的東西。他們很喜歡給一個大題目,然後在這個大題目下解釋各式各樣的細節,所以當只是看一部分,可能會對主題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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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這樣說,《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這本書引用了很多部分哲學書的內容,而我對於這本書要講的內容並不會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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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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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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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 | 202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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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考虑巴以冲突的原委,是一场道德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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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对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反应中,有这样一个古怪的转折:一提到需要理解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委——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和对加沙地带的“铁壁”包围——主流的反应就会指控你支持哈马斯或为哈马斯辩护。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不许提原委的禁令有多奇怪?我认为这是一场道德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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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理解原委”还不是那种伪装成“高深智慧”的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的愚蠢:“敌人就是你没听过其故事的人。”我们要说,哈马斯之所以是敌人,仅仅是因为我们没听他的故事吗?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说,希特勒之所以是敌人,是因为我们没听他的故事?难道不是我越是了解和“理解”希特勒,希特勒就越是我的敌人吗?更不用说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讲的故事并非真相——它们通常为了给我们在现实中对别人做的可怕的事正名而编造的谎言——了。真相就摆在那里,真相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正在做的事情。在所有种族清洗中,每一个侵略者都把自己呈现为对侵略做出反应的受害者。当以色列国防部长说约阿夫·加兰特说以色列在和“人形动物”作战时,他也就丧失了他自己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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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塔尔过着舒适生活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袭击那天说:“我们只想对你们说一件事:滚出我们的土地。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这里没你们位置,也别想在这里获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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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清楚又令人作呕。可在谈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以色列政府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只是没有这么直白而已。这是以色列现任政府提出的官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项:“犹太人对以色列土地的所有部分拥有独占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政府会促进和发展所有以色列土地——加利利、内盖夫、戈兰、犹太和撒玛利亚——上的定居点。”或者,就像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以色列不是属于它的所有公民的国家”,而是“属于且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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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这样的“原则”写入其国家法律的情况下,以色列怎么能指责巴勒斯坦人拒绝与之和谈呢?这个“原则”不是已经排除了一切严肃和谈的可能性了么?它不是让巴勒斯坦人除暴力抵抗外别无选择了吗?以色列国从来没有给过巴勒斯坦人能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或积极的愿景;它严格地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一个需要用武力和法律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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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浩劫要怪谁呢?怪以色列国防军(IDF)及其特勤部门吗?以色列导演德罗尔·莫雷(Dror Moreh)的纪录片《守门人》(Gatekeepers, 2012)记录了对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六位负责人的采访,他们都在访谈中警告人们当心政客可能有多危险。在采访辛贝特负责人后,莫雷对《经济学人》说,他得出的判断是,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国的存在构成了巨大威胁”。他接着说:“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我们的领导人真的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这些领导人)不具备领导人需要具备的大胆、奋进、意志和勇气。我不是只把问题怪到以色列领导人头上。我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患上了这同一种可怕的病。我认为阿巴·伊班(Abba Eban)所说的‘巴勒斯坦人从不错过错过机会的机会’对双方来说都使用。”IDF也是如此,想想对不想在西岸服役的“拒绝者(refuseniks)”的谴责。上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以色列开展的是这样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政治进程,它是世界范围民族主义-基要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是一种甚至回过头来反对法治国家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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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大屠杀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写道:“持续取胜的以色列国不能永远依赖人们对‘受害者’表现出来的同情。”伟大的反共皈依者阿瑟·库斯勒换了个说法:“如果权力会带来腐败,那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也会使受害者腐败,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更加悲剧的方式。”这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双方来说都适用。以色列的第一代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要求,在普遍正义中找不到依据;他们也承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是没有调解前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单纯的征服战争。以色列的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写道:“每个人都能看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没人看到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没办法解决!这里是一道深远,没有什么能把两边连起来……作为一个想让这片土地属于自己的民族的我们;作为一个想让这片土地属于他们的民族的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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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0日,一群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越界掠夺纳哈尔奥兹基布兹农田的收成。在田地里巡逻的一名基布兹犹太成员罗伊骑马挥舞着棍子过来驱赶他们。他被巴勒斯坦人抓走带回加沙地带,到当天联合国把他的尸体送回来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被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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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时任IDF参谋长的摩西·达扬在罗伊的葬礼上致辞说:“今天,让我们不要责怪凶手。对于他们对我们的滔天仇恨,我们有什么可反驳的?再过去8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加沙的难民营里,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们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遗产。不要到加沙的阿拉伯人那里去找,而要看到我们自己手上沾染的罗伊的血。我们怎么能闭上眼睛,拒绝正视我们这一代人残酷的命运呢。难道我们忘记了这群在纳哈尔奥兹基布兹生活的年轻人肩上承担的加沙大门的重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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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能想象会有人说类似的话吗?只要想想,我们离几十年前的情况有多远就够了:那时我们还在谈论“土地换和平”协议,谈论两国方案,那时,甚至以色列今天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在向政府施压,要求不要在西岸建立定居点。1994年,以色列修建了一堵隔离墙,把西岸和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的以色列分开,从而承认西岸是一个特别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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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进展,无论多么有限,如今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欧洲不能只加入全球的抗议,它必须再次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它能做到这点,因为它几十年来都一直有能力做到这点,它总是已经做好了看到情况的复杂性、听取各方意见的准备。如果把这个角色留给别人(……),那将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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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oj Zizek, “Who is to blame?”, The New Statesman, Oct 19, 2023. 翻译: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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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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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 | 202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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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考虑巴以冲突的原委,是一场道德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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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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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ndomguy | 202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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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主要問題是一個主人和一群奴役聚集在一起,他們之間沒有共同利益、沒有政治體。他的利益與別人全然不相干,永遠只是個人私益。若他遭受滅亡,他的帝國也會隨之分裂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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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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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赫 | 202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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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今天,我在工作时接到派出所电话,说是查户口,实际是“约谈”。更“通俗”点来讲,就是“喝茶”。不过literally,他们没给我泡茶,七八个小时内,只给过一瓶矿泉水,所以每次讲“喝茶”时,总有点心虚,像是在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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