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黄仁宇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7-2
页数: 350
定价: 1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黄仁宇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10360
- 商文化的内容丰富
- 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
- 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 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
- 孟子的政治观念
- 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 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 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
- 封建与宗法
- 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
- 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 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
-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
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 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 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 - 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的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的不解之缘。
- 春秋与战国
- 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 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当面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继持他的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 黄土与中央集权
- 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 汉帝国的统治政策
- 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 宇宙观与政治
- 他朝中博士认 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混为—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 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
- 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 皇权的性质
-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 王莽的改革
- 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 （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 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 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 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 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 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
- 什么是安居乐业的标准？由谁来做判断？答案虽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 日的眼光看来，后汉之意识形态着重一切保持原状，朝廷则冀望向各方一致讨好。刘秀与王莽之斗争至为短暂。他的帝国实际上是从造反的农民及各地军阀手中夺来，征伐的时间超过10多年。当初是因为自卫和保持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才举兵，刘秀与他的将领当然从未忘怀于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读经典，更加上在农村的实地经验，知道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数农民之要求得到满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调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
-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
- 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 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 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
- 均田与府兵
-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 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 重建社会组织
-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 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 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 “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 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 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 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 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 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 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 （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
- 衰亡的开端
- 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 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因之也愈无系统。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继续出现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现。
-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当初创时，它的乡村人口以极简单的公式组织而成，因其单简，官僚机构得有充分之自由处理。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 安禄山之叛
-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 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 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 第二个夏天，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
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权责。
- 不稳定的平衡
- 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级。最高为“禁军”，次为“厢兵”，再次则为“乡兵”。 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过去军阀 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公元965年的诏令：凡诸州支度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不时发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为了遣送这些物资，全国划为 6个财政区域，每区称为一“路”。由一个“转运使”掌管。他们“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赵光义在位期间（在公元976－997 年），据说仓库内存雨衣和帐幕的材料“数万段”损破，显示当日财富集中，开封所控制的物资之丰富，可能全世界无出其右。
- 王安石与新法
- 王安石改造财政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日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免役钱”，此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禀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
-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 改革的盲点与障碍
-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札。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目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
- 改造帝国
-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 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
- 清初盛世
-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 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
-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他们衙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
在结束本书时，我乘机解释写这书的哲学立场。初看之下，宏观历史好像与道 德全不相关。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于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 愿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在写作以上各章时，我更将前一时代所留下来的影响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书不同。传统的史学家通常将每朝代之初当 作一段有创造性的时代，当日的人口和社会都带着可塑性，可以由一代伟人照着他的理想转折成器。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 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图里面，实线部分表示我想象中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类不断向前推进所留 卞来的纪录。为简明起见，我们以三个较大的段落代表当中无数短程的进展。我们 的路程连亘不断，朝以继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谓“羯磨”（或因果报应，karma）或如西方神学家所谓“定命”（predestination）。即从一个读史者的眼光看来， 我们的自由，无论如何也只能始自我们祖先撒手的地点。自此向空伸出的箭头表示我们理想主义之倾向。道德也在这时候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类全体性的 动作既有群众运动之参与，必带牺牲自我的决心，也包含着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和这种倾向作对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较短的箭头表示。后者或称为“原罪”，或者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线上的历史进程总是以上两种力量之总和，也就是阴与阳之合力。
历史之总意义，也如这图所示，在其整个的美感。人类整部历史不过约10000年，在宇宙的生命里不过是极为短促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更大事物当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说，“事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 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线的前后，我以虚线画出，此不过根据人类历史， 推想其来踪去迹。如此看来，实线的真实性也靠虚线之陪衬而得，并且也只有相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