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新加坡] 郑永年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新时代的改革关键问题（修订版）
出版年: 2018-9
定价: 43.50元
ISBN: 9787508687209
就政治发展和变化经验来说，人们预测很可能会是如下三种之一。
第一，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政治会走上俄罗斯普京模式，因为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自十八大以来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集权。普京式的集权更多是个人集权，而非制度集权；普京本人非常强大，但其背后的制度被大大弱化。就中国来说，尽管需要集权，但人们希望不是个人集权，而是制度集权。
最主要表现在几个新设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透明化操作。这些领导小组的设计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往往和旧制度体系有关），为了顶层设计和推进改革。不过，这些小组的运作方式已经和以往的领导小组区分开来。正在试点推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更是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第二，蒋经国模式（或者称西方模式）。这种政治变化方式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多重要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社会民主的稳步发展等，如果进展缓慢，那么也很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无论是以自上而下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从东亚社会来看，一旦发生民主化，最容易走向美式民主化。韩国、中国台湾已经走上美式民主化。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民主化运动式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展现了民主化的可能方式。美式民主化的动力包括地缘政治因素、世俗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形成的政治未来不可预测。
第三，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集权模式。李光耀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个人权力基础，但其伟大之处在于李光耀并没有成为个人专制，而是把其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转化成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权力。
- 要化解反腐败和改革动力之间的矛盾。
- 反腐败要尽量减少对企业运作的负面影响。
- 确立健全的政商关系。
- 要大量起用新人。反腐败不仅仅要惩治腐败者，更重要的是要起用清廉者或者不腐败的人。
- 要处理好法律和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强调改革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这并没有错。不过，改革往往也意味着要冲破现有法律的规定，这就产生了改革和现有法律之间的矛盾。
- 其一是要清理旧的法律，修改甚至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减少甚至解除这些不合理法律法规对改革的约束。
- 要加快分权。
- 法律要保护改革者。
- 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
- 要改革工资制度，给政府行政体系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
- 要区分腐败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
- 要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政务官可以由政治人物来任命，以形成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团队。政务官必须具有政策创新的能动性和执行力，而事务官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则是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
从近来的一些局部发展来看，塌方式的变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政治层面是近来意识形态尤其是“左”的意识形态的回归。意识形态里不同声音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最近争论已经进入新阶段，一些观察家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左”派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营造着类似“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践行着“文革”那样的斗争方式。
一些改革也开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最显著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前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改革。从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仿照美国华尔街的方式，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奇高的工资水平，并且对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内部令人发指的腐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方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不是华尔街的企业。国企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和政治权力来谋取高额利益，毫无作为却收获高额利润，但华尔街企业则需要在市场上打拼，冒着无限的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市场化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工资改革则表现出民粹主义的趋向，为了平复民众的不满，国企老总的工资从以往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降低到数十万元。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够调动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运作。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
不管其理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效。
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而这两方面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层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从政治上说，至少有四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
第一，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上级政府下放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已经不一样，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集权。过去很长时间里没有改革或者改革不足，既“培养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也累积了巨大的改革风险。所以，新的改革设计和执行需要集权。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既难以克服所面临的庞大既设计和执行需要集权。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既难以克服所面临的庞大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难以化解所累积起来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担当和负责。改革是执政党的一种使命，它必须是一种责任制。
第二，改革执行难和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密切关联。改革需要执行，而执行是人去执行的。现行人事制度和改革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首先，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组阁制度”。组阁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或者各级政府首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内阁。
其次，只有人事退休制度，而没有人事退出制度。
再次，人事任命经常“系统化”，也就是不同“系统”（或者“口”）的领导人，对本系统的人事任命具有很大的权力，“系统”之外的干部很难进入。人事任命部门化，经常导致人事部门的既得利益化和利益的部门化。
第三，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反腐败显然就是政府重拾社会信任的一种有效方法。在中国，因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联，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类似利益集团经济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反腐败来得到纠正。
第四，不改革的风险也来自改革的主体没有明确起来。现在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已经变成了改革的主体，而其他则是改革的对象。其实不然。单就经济改革来说，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同时有很多领域的改革，中央政府也是改革的主体，例如财政、税收、货币、土地政策等等。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政府并非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企业和社会。
现在中央政府动起来了，但地方、企业和社会仍然无动于衷。
对老百姓来说，财富便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
一旦这些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注意区别于政府向市场购买而提供给社会的市场化），即成为有钱有势者创造巨额利润的地方，普通人不可能负担得起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的成本。
市场经济至少有三个要素组成，即市场平台、市场主角和市场角色之间的交易规则。市场就是交易的地方，也就是交易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交易的就是交易者，就是市场的主角。没有平台，交易者无法交易；没有交易者，平台也没有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规则，没有规则，交易者就无法交易。规则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已经演变成“文化规则”的东西，也可以是人为制定的表现为理性的东西，例如法律和法规。要建成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就要做这三件事情，所谓的风险也就是这三件事情能否做成。
市场平台是分层次的，最简单的就是把中国的市场分成四个层次，即地方初级市场、跨地区和省份的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国际市场。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两头的市场平台，即地方初级市场和国际市场都非常好，而中间两块非常差。
地方区域市场是自下而上的，是地方交易者自发形成的，很少牵涉政府的作用。只要政府不阻碍这个市场的发生和发育，这类市场会运作得相当有效。现在这类市场遍布中国各地，可以说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这类市场。做得好的地方，这类市场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
国际性市场也做得很好，但这里的功劳不单是中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资本所为。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互相依赖度，远远低于各省和国际市场贸易依赖度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各省的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整合程度，要高于各省之间的整合程度。又如，像浙江义乌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在国内得不到有效扩张，但很成功地发展出了国际市场。
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出人们新一轮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和讨论。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是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说来，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鼎盛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 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再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 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被推翻，既得利益被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因素，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鼎盛，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是保守，不求进取。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开始分赃。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了朝廷的利益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
-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他更多的都是被镇压。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中国等级性市场体系是由三层市场组成的，并构成各自不同的政商关系。最顶层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最底层是由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基层市场。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或者关联市场。
中国有能力搞好“一带一路”倡议，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资本过剩，二是中国产能过剩，三是中国技术过关。
我认为美国有三大负担：第一个负担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是要放钱的；第二个负担是美国和日本、菲律宾搞联盟，都有负担；第三个负担就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