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风潮 --回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的学潮
五十五年以前,在光怪陆离、洋场十里的上海滩上,出现了一群奇特的青少年。男的身穿青线布学生装,头戴宽边学生帽;女的穿着青线布短旗袍。学生装的领口上,短旗袍的左胸前,都绣着白色的“劳中”二字。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的学生;“大学部”的男女学生也穿同样的制服,不过戴的学生帽改成了方顶的学士帽。“劳中”二字改成“劳大”二字而已。这在当时半殖民地的上海,西装革履、红男绿女的人群中,可谓独树一帜,令人注目,使人惊讶。
原来,1927年,中国的天空乌云漫卷,神州大地血流成河。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大批共产党员,志士仁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面对敌人的屠杀,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采取忍让、退却、投降的路线,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告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中国革命处于一个极危险的低潮时期。
蒋介石倒行逆施,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一齐破产,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除最顽固的一小撮外,各党各派群起而攻之,北伐军第二军军长湖南人谭延闿乘势当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个大阴谋家,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躲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拉拢银行家宋子文,以待卷土重来。
“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啊!你的光明在哪里?灾难深重的四万万同胞啊!你的前途是什么?”多少有志者在黑暗呼喊,摸索......
“中国革命的路该怎么走?”多少革命者在血泊中思考,总结......
(一)
我们党在失败和挫折中,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挽救革命的对策。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8.7会议后,中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提出:要挽救革命,必须搞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在白区则立即集合队伍,培养力量,以星星之火种,去点燃燎原烈火,促使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于是,当年九月就在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迅速办起了“国立劳动大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李立三、张闻天等同志创办的“上海大学”,因大革命失败,而被停办的。为了重新占领这块阵地,培养革命人材,我党热情地团结偏向进步,同情革命的教育家、国民党左派蔡元培(大学院长)、易培基(农矿部长)和李石曾等人,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利用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矛盾,就在江湾上海大学原址,又将火车站附近的模范工厂和游民工厂改建为劳大校舍。
它的经费则是利用庚子赔款,赔给法国的部分。使劳大、劳中成为当时唯一的完全免费的正规大学。它招收贫寒人家的子弟及失业青年,男女兼收,半工半读。因此公子哥儿,少爷小姐是不会报考劳中、劳大的。社会上的士绅们,对劳大的办学方针,也持怀疑态度。其实所谓半工半读,也不过是每周工科排了几节工厂实习,农科排了几节农场实习而已。
劳大校长易培基是当时的农矿部长兼任,他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北京认识鲁迅,曾请鲁迅到劳大演讲。并先后聘请了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如程干云(工学院长)、李亮功(农学院长)、孙寒冰、郑若谷、李权时、孙晓村、夏丐尊、夏承法、娄少连等任教。
我是1928年因遭反动派通缉,逃到上海寻求革命真理的。考入劳中后感到虎口余生,异常兴奋。全国各地同命运的青年,而且还有台湾同胞,朝鲜朋友,满怀忧国忧民的激情走到一起来了。这时的劳动大学也由小到大,由草创到初具规模,共有师生一千余人。社会科学院和工学院设在江湾镇上,中学部设在庄家花园附近的原上海大学旧址,校园宽敞整洁,有花圃水池和运动场地,三百六十多个男女同学,朝夕攻读,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每当晚餐之后,一抹斜阳给广阔的原野涂上一片金色。三幢红楼聚集在竹篱大院之中,好一幅风景画啊!同学们不分男女,三五成群,漫步在阡陌之间,徜徉在青草地上,相偎相倚留连在小河岸旁,互相倾诉爱慕之情,切磋学习心得,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或高歌,或低吟,无不情真意切。真所谓黄金时代也!
农学院设在长江口的宝山县境内,拥有实验农场场地两千余亩,是大革命中没收英美烟草公司强占农民耕地的种植场。在江湾还办了小学部,农民子弟也可免费入学。劳动大学远近著名,因为校风勤俭朴实,学习空气和革命气氛浓厚,竟被誉为共产党的大本营。
劳大图书馆藏书比较充实。上海是左翼文化的中心,购书订报不难,图书馆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可以自由借阅。阅览室则有各种报刊百余种(当时算是多的),任凭阅览,带走了也不追究,起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因之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随之迅速提高,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学艺术,语言(包括世界语)的,都有人公开组织,或秘密活动。有的人,在校内是骨干力量,到校外又是活动分子,兼职或参与斗争。
我就是在这样环境中,由梁厚安同志介绍于192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委派,负责组建“劳中共青团支部”,经过一番艰危的地下串连,首批发展了瞿希圣、宋思学、程仲文、陈适五、边镇丰(朝鲜人)等人为共青团员,建立了劳中第一个团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
(二)
劳动大学的倒王反蒋的学潮,发生于1931年3月,坚持斗争约半年之久。从劳中开始,带动劳大,影响到全国许多高等院校,无论从时间、地点,哪一方面来讲,均非偶然。
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步步进逼,与之相抗衡的爱国主义的学生运动亦随之日益高涨。蒋介石又重新上了台,依据他被人民赶下台的经验教训,以及他始终要与人民为敌的本性,变本加厉,实行专制统治(发展到法西斯专政的过渡阶段),拼命排除他的异己,竭力压制群众运动,每年不到八月一日,就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举行全国总暴动,要炸毁沪守铁路,攻打南京,作为他专制独裁的借口,作为他安内攘外,卖国路线的理论基础。
1930年冬,蒋介石亲自指使伪教育部长蒋梦麟改组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免去易培基校长的这一兼职,任命曾任驻比利时公使的王景歧为劳动大学校长。他撤换了劳大各院部的主要负责人,准备大动干戈。又派驻公使馆职员杨嗣福接替劳中主事,撤免了开明的受到学生尊敬的彭晋云先生。
学生闻讯,多数表示大为不满。杨嗣福到校接事不久,又宣布了三大禁令(注),好象投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斗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杨竟毫不知趣,目中无人,独来独往,作威作福。不久杨在一次劳中全体师生集会上说:“我是奉命来整顿学校的,只准服从,不准反对!一人反对,开除一人;一班反对,开除一班,全校反对,就解散学校。”同学们听了无不义愤填膺,但因无思想准备,当场并无人反对,而杨则自鸣得意,以为高压手段可以奏效。
共青团支部据此,当晚在野外开了秘密会议,一致认为要立即加强与各社团的联系,交换意见,团结一致,坚决抵制杨嗣福反动的挑战,并多编墙报、画刊,揭穿阴谋,发动群众,准备应战。
不料斗战比预料来得还要早。云南人女同学马某服安眠药自杀。据了解,系因杨嗣福对她态度轻薄,行为暧昧,她受到旁人讥笑,忿而出此。但因抢救及时,自杀者得救。而杨嗣福反而不甘罢休,拿女同学的作文本,闯入女生厕所查对所谓“讽刺标语”的笔迹,有心借事生非。女同学群起抵抗,拥进女厕所,驱逐杨嗣福,杨恼羞成怒,拳击女同学,遂大闹一团。女同学以年长胆大的詹一新为首,开了女生全体大会,决议申请劳中学生会支援。学生会当晚召集了紧急扩大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全校大会以及一切措施,并由几个小组,分别作了各种准备。劳中学生会执委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几乎包括多个社团的负责人,即E.Y、社研,反帝同盟,新筑剧团,歌咏队,自然也就代表了革命的、群众的和中间的三个方面。
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化,革命的和倾向革命的力量占压倒多数。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召开临时执委扩大会议时,杨嗣福的头号走狗-训育主任黄时夏曾经不请自来,企图干涉和侦察,群情怒不可遏,齐声把他哄了出去。此事更激励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和斗争胜利的信心。
第二天按计划行事,劳中全体学生有组织、有目的地对杨嗣福开了一个斗争会,要求引咎自动辞职,立即离校,他也只得俯首顺从,可见他平日的强词夺理,凶神恶煞,完全是外强中干的表现。
这样驱逐杨嗣福,好象是学潮的高潮,其实还只是运动的开始。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在于赶走一个坏蛋,而在于回击反动派的压迫,唤起青年奋起挽救民族的危难。杨嗣福上午离校,学生会下午就邀请在校教职工开了一个座谈,商恳大家成立一个护校委员会,在继续斗争的同时,要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坚持教学不懈。
由于劳中的带动,劳大以社会科学院为首,联络工农两院多数同学举行了驱逐王景歧的大会,劳中的积极分子也参加了驱王大会,起了先锋和后盾的作用。一般说来,对王景歧的所作所为,是大家都不满意的,但由于一部分大学生有单纯的技术观点,不关心政治,也不学习革命理论,潜心撰写毕业论文,钻营赴法留学的机会,王景歧的走卒们特别利用这一点,不如中学生团结得紧。社会科学院二年级有几个革命分子为骨干,与劳中的步调基本一致。这是学潮能坚持下去的基本力量。
于是我们共同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名义印发宣言,发表通电,呼吁沪宁平津高等院校的学生给予支援,我们获得热烈反响,得到了道义的和经济支持,甚至有三五所大学,结合他们的实际,也开展了罢课斗争,掀起了爱国救亡学运的序幕,劳中、劳大与有力焉!
学运的声势越大,反动政府越惊惶失措,越野蛮残酷。见学潮无法平息,竟派特务头子范争波充当劳大训导长;实行以武力镇压。范几次派武装警察到劳中和劳大兜捕学潮领导人,由于有广大同学起来与之斗争,和警士的同情革命,终未得逞。
抓住这些罪活事实,劳中学生会经大会通过,组成三人代表团,到南京监察院和司法部请愿并控拆,要求正式下令撤换和惩办王景歧和范争波。
学生代表到上述院部送交上述文书,却见不到主要官员,得不到明文答复。于是代表们在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要求舆论界代为呼吁、给予声援。可见压制劳大、劳中学潮是反动政府阴谋策划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官官相护的,在他们蛮横的统治下是喊天不应的,给予我们唯有斗争到底的启示。
学生会清理自己的队伍,开除了郑正一,驱逐了龚敏先,他们都是国民党顽固分子,混在学生队伍中的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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