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工作并不是我自选的职业，而是某些历史原因和我自己的一些条件所决定的。但自我担任教师工作以后，我就爱上了这一行。我爱教师工作是因为我爱青少年。同志，你知道我们的青少年是多么可爱啊！我看要数他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了。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激烈斗争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站在超社会的半空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总要被牵连上。于是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我是不可信任的，我不能掌权当干部，我不能拿枪打敌人（侵略者），只许我当一个无足轻重的、无关紧要的教书先生。至于我自己的条件，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既不会搞生产，又不懂技术，能干别的什么呢！
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以前称“教书匠”（属于三教九流之内），后来叫“臭老九”，湘潭人喊我们做“叫鸭子”。但是我并不妄自菲薄，反以能识字、看书为幸。读书可能解惑，读书可以娱情。而且读书特别便利，不受条件限制。在牢监里可以读书，潦倒落泊的时候也可以读书。
文革时，公社党委书记突击到我家查夜，抓住我在读《孟子》（我的所有书刊，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全被挑走了，《孟子》是我向邻居借阅的）。但是知识不是财产，砸不烂、抢不走，其能奈我何！读书是我唯一的小小的本事，也是我极大的的乐趣。我用知识来为人民服务（请农妇做一双袜底，要给几毛手工钱，九年中，我包下了大队的书写工作，为农民写许多东西，不但不收费，连笔墨也是我出的），能为教育工作，则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每到三更半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许多老师。他们都是诚实、正直的长者，他们的言谈、容貌、我永久记得。其中突出的有：江西人，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共产党员，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老师。浙江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共产党员，中央化工部长吴黎平老师。他们的肖象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永世不可磨灭。他们喜爱我，我也喜爱他们。
由此及彼，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无数青年的形象，他们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出现在抗日前线，出现在广大示威游行的街头，出现在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有的戴着头盔，有的背着背囊，有的套着白色长衣，有的穿着红色背心。他们对我微笑、点头、招手、张嘴说话。都是那么坚强，这样亲切，多么可喜啊，多么可爱。
人们做了儿女做父母，大概当了学生也要当老师吧！党把我培养成人民教师（取我进湖南革命大学湖南省中学教师训练班以及湖南师院学习）。三十多年来，我担任过政治、语文、外语、历史四科教学工作。边教边学，教学相长，使我学习了不少东西。教研室对我就是研究所。
我少年接受党的领导，革命思想先入为主。我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已成为我的世界观。我个人处世、教育子女，以至解决家庭问题，均以之为思想武器。我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要老想调到大机关、好单位，去沾别人的光，你们要有志气，把自己所在的单位变成先进集体。解放前我当过讲师，解放后我教中学，工作重，工资少，我也不曾要求调动过。不是地位高低的问题，而是工作好坏的问题。小学、幼儿园有特级教师，而大学却有不教课的名誉教授。我愿意在教育战线上当普通一兵。好地方，重点学校，我都不去。”我是长在峡山口的一棵小树，砍得倒，搬不动。
土地是生活的源泉，而人民则是党的事业的土壤。事业的兴衰要靠人民的教育程度，高则兴，低则衰。列宁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实行。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是强调教育的重要。六十年代我们过苦日子的时候，我的兄弟来看望我，说我只值一担萝卜，劝我辞职回乡享福去。我不曾予以考虑，我始终坚守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教学。
有一篇英语课文说：查尔斯现已在某一家大化工厂担任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他还记得他的化学老师。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子，但是他有一套奇妙的办法，能够使他所讲的课，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久久不忘。
我想，当教师固然要靠丰富的业务知识，也要探索创造好的教学的方式方法。毛主席的姨侄女曾向他反映，她所在的北京外语学院，有同学在上课时睡着了。毛主席说：“应该睡！谁叫他讲得枯燥无味呢！“我上课同学们爱听，有时引起大笑。有人从教室外经过，听得无头无尾，就说课堂纪律不好。要知道笑是感情的一种流露，笑中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我的学生黄绍贤现任某地区氮肥厂工程师兼副厂长。难道不令人欣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