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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bout countervailing forces.

Signed-off-by: lijiansheng <lijiangsheng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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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源之道
 title: "《网络的财富：社会生产如何改变市场和自由》（中文版）(在线阅读) 第十一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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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s:
 - Yochai Benkler
 translater:
@@ -87,6 +86,10 @@ ProCD 和 UCITA 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争论，是因为人们担心 click-
 
 以版权保护期限这样的简单规定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洲为许多作品（但不是全部）规定了作者终身加上 70 年的版权期限，而美国则规定了作者终身加上 50 年的独家版权期限。1998 年《桑尼·博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的核心论点就是要与欧洲“协调一致”。在法律出台前的辩论中，一位立法者实际上认为，如果我们的软件制造商的版权期限较短，那么与欧洲公司相比，他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这一论点假设美国软件公司可以在 75 年内不推出任何新软件，从而保持软件行业的竞争力，而 75 年来未进行充分更新的产品的收入损失将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些产品无法获得新的版权。然而，桑尼·博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新延长的期限在某些情况下比欧洲提供的保护期限更长。例如，录音制品在欧洲的保护期限为 50 年。如今，争论的焦点却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即所有作品都应遵循美国标准，因为人们担心，短短几年之内，猫王或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就会进入欧洲公共领域。“协调”从未被用来降低排他性，例如，将其作为取消欧洲数据库权的理由，以与显然成功的美国不保护模式相协调，或缩短美国对录音制品的保护期限。
 
-国际协议也为加强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对话空间。
+国际协议也为加强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对话空间。游说团体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内获得了新权利，例如延长期限，或要求按照 DMCA 模式保护技术保护措施。然后，东道国（通常是美国、欧盟或两者）提出新权利以获得条约批准，就像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 WIPO 条约背景下所做的那样。如果这一措施行不通，美国最近开始与个别国家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谈判结构大致如下：美国将对泰国、印度或任何贸易伙伴说：如果你们希望对核心出口产品（例如纺织品或大米）给予优惠待遇，我们希望你们在国内版权法或专利法中纳入这项或那项规定。一旦在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达成一致，主要的知识产权出口国就可以重返多边谈判，并主张一项新兴的国际惯例，该惯例可能比其当时适用的国内法提供更多的排他性。随着国际条约的修改，国内立法阻力是可以克服的，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WIPO 条约被用来推动国会通过两年前未能通过的DMCA反规避条款。任何旨在扭转和限制排他性的国内努力都必须克服国际协议设置的巨大障碍，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修改国际协议以允许一国降低其授予版权或专利持有者的排他性程度的难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单向障碍，阻碍了事态的缓和。
 
-### 对抗力量
+### 对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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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个非常简短的概述所示，内容层面的大多数正式制度举措都在推动在现有信息、知识和文化资源领域中扩大专有权的范围。内容层中的主要对抗力量与逻辑层中的主要对抗力量相似，即社会和文化对排他性的抵制。回想一下，自由软件和开放、合作、非专有的标准制定流程对于逻辑层的开放性有多么重要。在内容层，我们看到自由创作和共享的文化正在兴起，成为公共、正式立法体系日益增强的排他性的平衡力量。第 9 章讨论的公共科学图书馆是科学家们发起的一项倡议，他们对学术期刊的超高期刊费用感到沮丧，因此开始开发科学出版系统，其成果可立即免费在任何地方获取。知识共享是一项旨在制定一系列许可证的倡议，允许创造信息、知识和文化的个人附加简单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规定了其他人可以或不可以对其作品做什么。**这些许可证相对于背景版权制度所代表的创新是，它们使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授权他人使用其创作。在引入这些许可证之前，没有广泛可用的法律形式向世界明确表示，无论有无限制，都可以自由使用我的作品。**比知识共享的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项社会运动的特征。这项运动以“自由文化”运动为名，旨在鼓励广泛采用与他人分享个人创作的方式。自由软件运动等已然成熟运动，以及自由文化运动和科学家倡导的开放出版和开放存档运动等新兴运动，其目标都是创建一个法律上自我强化的开放文化共享领域。他们并不否定信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财产权，而是代表参与者自觉选择使用版权、专利和类似权利来创建一个可供所有人免费共同使用的资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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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通过制度手段建立一套自我强化的公共资源之外，全球还盛行着一种对抗专有权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人们广泛使用文件共享软件来共享受版权保护的材料。这种文化体现在那些破解版权保护机制的人所受到的广泛赞誉。这种文化发展出了一种辩护论调，重点是版权行业的过度扩张以及艺术家本身被权利人剥削的方式。虽然在美国这显然是非法的，但有些地方的法院偶尔将参与这些行为视为私人用途的复制，而在某些国家（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则不属于此类行为。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的规模之大以及它在诉讼和公开辩论面前拒绝消失的明显态度，对法律收紧独家性形成了真正的反制压力。实际上，在计算机科学家和黑客群体的持续关注下，通过技术手段实施完美的私人秩序和限制对电影和歌曲中底层数字比特的访问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其缺陷。此外，为应对侵权文件共享工具的大量需求而开发的机制，后来被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学生用来避免 Diebold 文件从互联网上删除，并被其他抗审查出版系统共享。这些挑战“娱乐即成品”商业模式的工具正得到更广泛和毫无疑问的合法使用。诉讼可能会成功抑制这些工具的复制，但也会提高人们对信息生产监管的政治意识。卷入 Diebold 案的那些学生因诉讼而变得激进，发起了校园“自由文化”运动。很难预测这种新的政治意识将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版权、专利和类似的专有权的制定——几十年来，这一领域一直是波澜不惊，从未引起过任何重大报纸社论的关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由它所获得的租金的行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