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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traditional-mandarin/5-0-協作技術與民主.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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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在經濟學和傾向於量化的領域，一種標準的觀點，是堅持我們應該指向全球化的 "目標" 或 "社會福利" 功能，來衡量進步的程度。當然，困難在於，面對社交生活的無限可能性，任何試圖明確化某個標準的嘗試，都註定會在未知和或不可知的邊界上墜落。我們越是雄心勃勃地運用某種標準來追求多元宇宙，它可能越發不牢固，因為當我們越是深入地、跨越更大的差異與他人建立聯繫，我們就越有可能意識到我們最初的美好願景的缺陷。堅持在瞭解世界的形態之前，就設定某個基準，會導致為時過早的優化，這正是所謂萬惡的根源。
 
-最糟糕的惡行之一，就是過度簡化世界的豐富與多樣性。此處的原型案例，正是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中關於市場最優化的結論，它們依賴於極簡化的假定，且經常用來遏阻發現社會管理系統的努力，包括處理收益遞增、社會性、不完整資訊、有限理性等課題的嘗試。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發現，我們對如何建立、甚至對敏於這些特徵的社會系統，並不那麼了解，更不用說要如何建構趨近於最優的系統了。這也表明出，為什麼在尋求多元宇宙的過程中，「優化」的欲望、追逐某種簡單的善的概念，往往會誘使我們偏離多元宇宙的願景。我們可能會受到誘惑，去最大限度地追求那些描述起來簡單、容易實現的東西，而不是我們真正追求的東西。
+最糟糕的惡行之一，就是過度簡化世界的豐富與多樣性。此處的原型案例，正是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中關於市場最優化的結論，它們依賴於極簡化的假定，且經常用來遏阻發現社會管理系統的努力，包括處理報酬遞增、社會性、不完整資訊、有限理性等課題的嘗試。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發現，我們對如何建立、甚至對敏於這些特徵的社會系統，並不那麼了解，更不用說要如何建構趨近於最優的系統了。這也表明出，為什麼在尋求多元宇宙的過程中，「優化」的欲望、追逐某種簡單的善的概念，往往會誘使我們偏離多元宇宙的願景。我們可能會受到誘惑，去最大限度地追求那些描述起來簡單、容易實現的東西，而不是我們真正追求的東西。
 
 優化，特別在於追求「社會福利功能」上，也隱含了陷阱：即「扮演上帝」。為了實現將社會福利最佳化，需要「絕對客觀」的觀點，想像自己能在無人能及的廣泛層次上，影響著各種條件。然而，我們都是從具體的人和社群出發、為具體的人和社群而行動，其目標和可能性受限於我們是誰和我們所處的位置，在一個由其他力量組成的網絡中，希望這些力量共同形成某種能夠避免毀滅的模式。那些只適用於某些抽象且普世觀點的工具，不僅僅是越權而已：它們對於能夠實際採用它們的人來說，可謂毫無吸引力。
 

contents/traditional-mandarin/5-7-社會市場.md

@@ -46,9 +46,9 @@ Gitcoin 上的貢獻正是由上述多元募資範式所支持，在資金池中
 
 許多教科書，包括一些我們往來密切的友人的著作，都在討論這種結構。毋庸置疑，這是人類迄今設計出的強大合作模式之一，也是過去兩個世紀全世界物質條件取得空前進步的核心原因。此外，經濟學中最著名的理論成果是「基本福利定理（fundamental welfare theorems）」，即在一定條件下，市場「通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自私的個體，為共同利益服務。然而，這項結果的條件和範圍是相當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有那麼多我們熟悉的問題。
 
-<img src="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pluralitybook/plurality/main/figs/Returnsfig.png" width="100%" alt="圖解：收益遞增與效率市場利潤不相容。支付邊際報酬，需要支付工人和其他因素提供者，某個從追蹤輸出量作為輸入量函數的切線，回到零輸入所衍生的金額。與原點的差距表示利潤，在減少報酬的情況下是正數，但在收益遞增的情況下則是負數（因此是虧損）。">
+<img src="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pluralitybook/plurality/main/figs/Returnsfig.png" width="100%" alt="圖解：報酬遞增與效率市場利潤不相容。支付邊際報酬，需要支付工人和其他因素提供者，某個從追蹤輸出量作為輸入量函數的切線，回到零輸入所衍生的金額。與原點的差距表示利潤，在減少報酬的情況下是正數，但在報酬遞增的情況下則是負數（因此是虧損）。">
 
-1. 收益遞增與公共財：也許最苛刻的條件是「收益遞減」，由現代經濟學基礎「邊際革命」的創始人所強調。這項條件，與我們用來定義協作的超模特性正好相反，要求生產具有「邊際收益遞減」，或者更籠統、不那麼正式地說，「整體小於部分之和」。只有這樣，有利可圖的生產，才能符合諸如向工人支付其邊際產量貢獻的原則；當收益遞增時，向每個人支付其邊際產量則會產生虧損，如圖所示。公共財是一種極端情況，它只需付出很少的額外成本，就能使許多人受益，而且很難阻止人們使用這種產品。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市場對這種產品的供應嚴重不足。但是，即使是在比較不極端的收益遞增/超模的情況，也被資本主義嚴重低估，儘管 Paul Romer、Paul Krugman 等諾貝爾獎得主，已經證明這些產品對於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簡而言之，全球資本主義最大的悖論或許正在於，它既是最大規模的合作範例，卻又難以支持它所倡導的技術協作形式。
+1. 報酬遞增與公共財：也許最苛刻的條件是「報酬遞減」，由現代經濟學基礎「邊際革命」的創始人所強調。這項條件，與我們用來定義協作的超模特性正好相反，要求生產具有「邊際報酬遞減」，或者更籠統、不那麼正式地說，「整體小於部分之和」。只有這樣，有利可圖的生產，才能符合諸如向工人支付其邊際產量貢獻的原則；當報酬遞增時，向每個人支付其邊際產量則會產生虧損，如圖所示。公共財是一種極端情況，它只需付出很少的額外成本，就能使許多人受益，而且很難阻止人們使用這種產品。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市場對這種產品的供應嚴重不足。但是，即使是在比較不極端的報酬遞增/超模的情況，也被資本主義嚴重低估，儘管 Paul Romer、Paul Krugman 等諾貝爾獎得主，已經證明這些產品對於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簡而言之，全球資本主義最大的悖論或許正在於，它既是最大規模的合作範例，卻又難以支持它所倡導的技術協作形式。
 
 [^Pauls]:  Paul Krugman,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no. 5 (1980): 950-959.  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Term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no. 5 (1986):1002-1037.